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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表于《China Economist》2018年第1期

1978年冬发生的两起标志性事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奠定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其次，安徽省小岗村18家农户决定分田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这一事件的意义主要是象征性的：第一，安徽、四川、内蒙古等省份已经出现了自发的包产到户实践；第二，这一实践随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于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这也标志着持续了1/4个世纪的人民公社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改革应被视为对计划经济的首次突破。

有些学者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改革初期唯一值得称道的农村改革（Huang，2008）。实际上，城市部门的改革也得以同步启动，其所取得的成绩并不亚于农村改革。在城市地区，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互呼应的是国企改革。开始于1978年的国企改革经历了以下阶段：恢复奖金制度、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与利润留存、实行政企分开、鼓励非公经济发展，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农户与企业获得了生产所必需的积极性与自主权之后，需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根据其独立的经济利益进行自主决策，在运行有效的商品与生产要素市场中，进行资源的配置与再配置。这一时期的改革旨在理顺价格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实现“双轨制”的平稳过渡，即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进行转轨。

1993年，世界银行在其年报中首次将东亚经济体的迅猛增长称为“奇迹”。彼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仍处于“少年”阶段。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1978年到1993年期间，中国实际GDP翻了两番。认识到这15年期间中国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持续增长的潜力，林毅夫及其共同作者也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称为“奇迹”²。

然而，当时的经济学界并未就“东亚奇迹”或“中国奇迹”这一说法形成共识。以保罗•克鲁格曼和阿尔文·扬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就对世界银行（1993）和林毅夫等（2003）所提出的奇迹一说进行了批评。

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所提出的质疑以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克鲁格曼（1994）根据阿尔文·扬的实证研究（Young，1994）对东亚模式提出了质疑，将“亚洲四小虎”贬低为“纸老虎”。他认为中国也属于同样类型的东亚经济体。克鲁格曼提出，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复苏效应是短期的且无法持续。这一论断与钱纳里不谋而合，即中国经济缺乏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第二，在其随后发表的论文中，阿尔文·扬（Young，2003）试图通过其所一贯擅长的统计手法来贬低中国广受赞誉的经济增长经验。阿尔文·扬提出要将“亚洲四小虎”“从奥林匹斯之巅拉回塞萨利平原”，让中国的黄金经验显现出“贱金属”的本质。而这一提法也得到了克鲁格曼本人的赞同。

第三，克鲁格曼（2013）注意到中国经济近年来放缓的态势，认为这一态势验证了其早期预言的准确性，并进一步预测，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将无法实现从依赖要素积累向依赖生产率提升的成功转型，因此中国经济将最终陷入停滞。

当然，这些“狼来了”式的预言最终都没有成为现实。上述著名经济学家一再做出误判，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试图使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解释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根据相关文献整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贡献因素如图2所示。

不同的数据与模型设定会导致不同的估测结果，因此图2所示结果不应被视为准确参数。然而上述结果符合二元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经验），并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一方面，中国偏低且不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促进了高储蓄率的形成，另一方面，无限的劳动力供给避免了资本报酬率递减的趋势。因此，资本积累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1998）早期报告指出，1978~1995年期间，资本积累对于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7%。在考察了更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之后，蔡昉和赵文（2012）估测的资本积累贡献率提高了一倍。

有些学者指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Zhu，2012；IMF，2006）。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诸多因素中，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日益凸显（IMF, 2006；Kuijs，2010）。

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验则表明，在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中，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确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回报率递减的现象。例如，有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回报率维持了极高的水平（Bai等，2006），而跨越了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拐点之后³，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Bai和Zhang，2014）。

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普遍被视为赶超阶段的有利因素。常常被人忽视的是，欠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有利的人口结构，确保了源源不断的人口涌入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存量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根据世界银行（1998）的估算，劳动投入的数量与质量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7%。另有学者（Cai和Zhao，2012）测算认为，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贡献率分别为8%和4%。通过将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与教育对生产率的影响相结合，Whalley和Zhao（2010）测算出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整体贡献率不小于38%。

劳动人口在城乡、行业与地区之间，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除了要素再配置的人口因素以外，改革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Zhu（2012）研究发现，1978~2007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可以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持续快速提高中得到解释。在更为近期的研究中，蔡昉（2017b）发现，1978~2015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可以分解为（第一、第二与第三）产业贡献率55.1%以及部门变化贡献率44.9%。

此外有些学者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来估算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于上述变量均代表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我们可以将人口抚养比这一变量作为人口红利的残差。根据Wang和Mason（2008）的测算，1982~2000年期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根据蔡昉和赵文（2012）的测算，同期这一贡献率为26.8%。

总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存在着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在缺乏对中国改革开放阶段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叠加时期经济增长动力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任何对其过去经验的解释都将缺乏说服力，同时对于未来的预测也将产生偏差。也就是说，“克鲁格曼——扬诅咒”并不适用于中国经济，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其城乡居民带来了广泛的实惠。1978~2015年期间，中国以劳均GDP衡量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16.7倍），推动中国GDP总量与人均GDP分别增长29倍与20倍，同时城乡居民实际消费增长了16倍。包容式的发展使得发展的成果得以共享。高速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扩大了非农就业机会，市场化改革为劳动者提供了收入信号，促进了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

如图3所示，虽然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但是二者的绝对收入都出现了大幅上升。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低收入农村居民不断向高收入城市居民转变，进一步推动了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按时间顺序划分，体制障碍的消除使农村劳动力首先能够脱离效率低下的农业，继而实现跨区域和跨部门转移，最终进入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分享改革开放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为剩余劳动力脱离生产率极为低下的农业部门创造了重要条件。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赋予农户经营自主权和剩余产量索取权，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户获得了生产要素的占有与支配权，这是改革最初没有预料到的。在支付农业税、满足国家统购任务和上交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农户可以自主决定种植农产品的种类，自由支配劳动时间。这种自主性使农户可以在农业部门内外自由支配其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制度、户口制度与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制度三套车，成为跨部门与跨地区劳动流动的主要障碍。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劳动积极性与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打破体制性壁垒，推进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加速退出农业部门。

改革所取得的一些突破性进展推动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进程。1983年，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大幅提高，农民获许跨地区运输和销售农产品，这第一次打破了农民经济活动的地理限制。1988年，农民获许自带口粮前往邻近城镇工作，这第一次打破了城乡部门之间的就业边界。随着粮票制度于20世纪90年代逐步废除，阻碍农村劳动力前往城市工作与居住的壁垒也不复存在。

与公共服务相挂钩的户籍制度仍然存在，这意味着流动人口与其家属无法均等地享受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也无法在其工作与居住的城市保障房政策。但是户口制度已不是阻碍劳动流动与人口迁移的制约因素。

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相互分离的历史时期，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极为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前，乡镇企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唯一的就业机会。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视察拉开了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帷幕，沿海地区迅速崛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与非公部门，为跨地区流动人口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了第一波流动人口转移的热潮。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国企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下岗工人不断增多，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要素开始形成。首先，下岗失业工人在政府的积极就业政策扶持下，得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其次，新成长劳动者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而非依赖政府分配找到工作。最后，农民工获得了更多的与城市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中平等竞争的机会，可以进入城市任何就业部门，其薪酬水平由市场决定。

中国的全面改革并不限于上述措施。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包括通过双轨制实现的价格改革与市场发育、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私营部门拓展、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利率与汇率市场化、土地改革与加入世贸组织等。

然而，在诸多改革措施之中，城乡劳动力重新配置最能反映出二元经济发展的本质，并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如何被人民所共享。通过探索劳动力通过改革开放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可以揭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的红利如何被人民所共享，以及改革还有哪些方面仍未完成。

过去40年，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被古典增长理论家称为“条件收敛”的完美放大版（Barro和Sala-i-Martin，1995）。尽管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果缺乏深入改革与全面开放这一充分条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无法转化为实际增长。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随着传统增长动力陷入枯竭，必须通过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以支持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下一步改革具有一些新的特征。正如西谚所说，低垂的果实最容易被采摘殆尽。传统增长动力日渐枯竭，而旨在挖掘新增长潜力的改革又困难重重。首先，当改革触动固有利益格局时，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与干扰。其次，“创造性破坏”在释放增长潜力的同时，也会对某些部门的就业造成冲击，影响某些企业包括创业企业的生存问题。最后，由于改革成本承担者与获益者之间的不一致性，改革也存在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应首先确保改革红利（即改革所带来的额外潜在增长）能够得到共享。考虑到对未来改革红利进行贴现的困难性，中央政府应认识到推进改革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是一种纯粹的公共品，并应承担更多的改革成本，包括中央与地方间财政支出责任的重新划分、加强下岗工人与弱势群体保护，以及对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

随着改革红利进一步得到释放，与推动改革相匹配的激励措施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将持续向好，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这一目标也将在本世纪中叶成为现实。